1991年，特务头子笑面虎毛人凤的女儿从台湾飞到北京，找到当年看管父亲的共产党干部，就问了一句话："我父亲究竟怎么死的？"这事她想过问同为军统三剑客的沈醉叔叔和书生杀手周养浩叔叔，但还是决定亲自来问一个答案。得知真相后，罕见沉默。
1973年1月19日，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缝纫车间里，59岁的徐远举因为十几件衣服车线不齐被要求返工。他和检验员大吵一架，认定这是有意刁难。当天夜里，北京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，这个曾经的军统少将端了一盆冷水，从自己头顶浇了下去。
三天后，他死在北京复兴医院。周恩来看到报告后追问：为什么19号发病，直到21号才送医？下令彻查，但人已经没了。这一年，距离他第一次等待特赦，过去了整整14年。
他等的那张特赦令，永远停在了路上。
时间往前推17年。1956年，徐远举从重庆白公馆转押至北京功德林。同一批关进来的有杜聿明、王耀武、范汉杰，清一色的国民党高级将领。刚进管理所时，他浑身是刺，管教找他谈话，他拍桌子；让他写认罪材料，他冷笑。
直到有一天开集体讨论会，原军统中将文强当着上百人的面站起来，甩出一句话：“你手上沾了几百条人命，还有什么架子可端？”整个会场没有一丝声音。徐远举第一次把头低了下去。
从那以后，他开始写材料。一笔一划，写了三年，二十万字，取名《血手染红岩》。从1948年重庆地下党《挺进报》案写起，怎么布置暗哨、怎么突击搜查书店和码头、怎么刑讯逼供，再到1949年11月解放军兵临城下时，他坐镇指挥血洗白公馆、火烧渣滓洞的全过程，一桩一件，全部落在纸上。他把这份材料当成筹码，脑子里算着一笔账：坦白彻底，换一张特赦令。
这个算盘，他不是没有根据。功德林里关的人，都在算同一笔账。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，积极改造，成了第一批特赦人员。王耀武在济南被俘，态度诚恳，也在1959年走了出来。就连同为军统系统的沈醉，当年杀害过不少地下党，1960年第二批就获得了特赦。
但徐远举的名字，始终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批名单上。
1959年第一批，他竖着耳朵听广播，念到最后一个名字仍不是他。他当场闹了起来，被管教费了很大力气才按住。1960年第二批，同样落空。此后十几年，名单贴了一回又一回，他回回挤在最前面看，回回失望。身边有人在背后说了一句：血债太重，恐怕要关到死。
那些年里，他的同僚们命运各异。军统“三剑客”中，沈醉1960年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，晚年写了一百多万字回忆录，活到1996年。周养浩关了26年，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走出监狱，去了美国，在女儿家安度晚年。唯有徐远举，死在了特赦的前头。
他没有等到的那个结果，他的女儿等到了另一个。
1991年，一个叫徐继红的女人从台湾经香港飞到北京。她的身份有些微妙——父亲毛人凤，是当年军统的头号人物，戴笠死后接掌大局，被外界称为“笑面虎”。但她这次来，不是为了自己父亲的事。她要找姚伦，当年功德林管理所的一名干部，负责管教过徐远举。
姚伦从档案室调出存底，死亡时间、地点、死因、抢救经过，一项一项列清楚，盖上公章。徐继红接过那份证明，看了很久，问了一句：“你们恨我父亲吗？”
姚伦回答了两句话。一句是，恨，那么多同志的命，这个仇永远都在。另一句是，你是他女儿，上一辈的血债，没道理让下一辈人扛着。
徐继红沉默了很久，没有再开口。
她带着这份证明回到台湾。她的父亲毛人凤1956年死于台北，官至“国防部情报局局长”，葬礼极尽哀荣。但三十多年后，他的女儿需要一份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官方文件，去向国民党当局证明另一个人的死亡，以此申领一笔抚恤金。
历史的这种安排，比任何剧本都更懂得讽刺。
徐远举1914年出生在湖北大冶，18岁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，被戴笠看中拉进军统。他在重庆起势，位至西南特区区长，杀人如麻，外号“徐猛子”“活阎王”。
小说《红岩》里那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特务头子徐鹏飞，写的正是他。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、刑讯江竹筠、制造渣滓洞和白公馆的系列血案，都是他亲手所为。
1949年12月，他在昆明被起义将领卢汉抓获，送进了他自己当年关押和处决共产党人的白公馆。看守不敢多看他一眼。曾经在这里发号施令的人，如今成了阶下囚。六年以后，他被转往北京功德林，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7年。
1973年1月那个寒冷的夜晚，他用一盆凉水终结了自己。身上穿的，还是白天在缝纫车间干活时的那身衣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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