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,特务头子笑面虎毛人凤的女儿从台湾飞到北京,找到当年看管父亲的共产党干部,就问了一句话:"我父亲究竟怎么死的?"这事她想过问同为军统三剑客的沈醉叔叔和书生杀手周养浩叔叔,但还是决定亲自来问一个答案。得知真相后,罕见沉默。
1973年1月19日,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缝纫车间里,59岁的徐远举因为十几件衣服车线不齐被要求返工。他和检验员大吵一架,认定这是有意刁难。当天夜里,北京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,这个曾经的军统少将端了一盆冷水,从自己头顶浇了下去。
三天后,他死在北京复兴医院。周恩来看到报告后追问:为什么19号发病,直到21号才送医?下令彻查,但人已经没了。这一年,距离他第一次等待特赦,过去了整整14年。
他等的那张特赦令,永远停在了路上。
时间往前推17年。1956年,徐远举从重庆白公馆转押至北京功德林。同一批关进来的有杜聿明、王耀武、范汉杰,清一色的国民党高级将领。刚进管理所时,他浑身是刺,管教找他谈话,他拍桌子;让他写认罪材料,他冷笑。
直到有一天开集体讨论会,原军统中将文强当着上百人的面站起来,甩出一句话:“你手上沾了几百条人命,还有什么架子可端?”整个会场没有一丝声音。徐远举第一次把头低了下去。
从那以后,他开始写材料。一笔一划,写了三年,二十万字,取名《血手染红岩》。从1948年重庆地下党《挺进报》案写起,怎么布置暗哨、怎么突击搜查书店和码头、怎么刑讯逼供,再到1949年11月解放军兵临城下时,他坐镇指挥血洗白公馆、火烧渣滓洞的全过程,一桩一件,全部落在纸上。他把这份材料当成筹码,脑子里算着一笔账:坦白彻底,换一张特赦令。
这个算盘,他不是没有根据。功德林里关的人,都在算同一笔账。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俘,积极改造,成了第一批特赦人员。王耀武在济南被俘,态度诚恳,也在1959年走了出来。就连同为军统系统的沈醉,当年杀害过不少地下党,1960年第二批就获得了特赦。
但徐远举的名字,始终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批名单上。
1959年第一批,他竖着耳朵听广播,念到最后一个名字仍不是他。他当场闹了起来,被管教费了很大力气才按住。1960年第二批,同样落空。此后十几年,名单贴了一回又一回,他回回挤在最前面看,回回失望。身边有人在背后说了一句:血债太重,恐怕要关到死。
那些年里,他的同僚们命运各异。军统“三剑客”中,沈醉1960年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,晚年写了一百多万字回忆录,活到1996年。周养浩关了26年,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走出监狱,去了美国,在女儿家安度晚年。唯有徐远举,死在了特赦的前头。
他没有等到的那个结果,他的女儿等到了另一个。
1991年,一个叫徐继红的女人从台湾经香港飞到北京。她的身份有些微妙——父亲毛人凤,是当年军统的头号人物,戴笠死后接掌大局,被外界称为“笑面虎”。但她这次来,不是为了自己父亲的事。她要找姚伦,当年功德林管理所的一名干部,负责管教过徐远举。
姚伦从档案室调出存底,死亡时间、地点、死因、抢救经过,一项一项列清楚,盖上公章。徐继红接过那份证明,看了很久,问了一句:“你们恨我父亲吗?”
姚伦回答了两句话。一句是,恨,那么多同志的命,这个仇永远都在。另一句是,你是他女儿,上一辈的血债,没道理让下一辈人扛着。
徐继红沉默了很久,没有再开口。
她带着这份证明回到台湾。她的父亲毛人凤1956年死于台北,官至“国防部情报局局长”,葬礼极尽哀荣。但三十多年后,他的女儿需要一份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官方文件,去向国民党当局证明另一个人的死亡,以此申领一笔抚恤金。
历史的这种安排,比任何剧本都更懂得讽刺。
徐远举1914年出生在湖北大冶,18岁考入黄埔军校第七期,被戴笠看中拉进军统。他在重庆起势,位至西南特区区长,杀人如麻,外号“徐猛子”“活阎王”。
小说《红岩》里那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特务头子徐鹏飞,写的正是他。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、刑讯江竹筠、制造渣滓洞和白公馆的系列血案,都是他亲手所为。
1949年12月,他在昆明被起义将领卢汉抓获,送进了他自己当年关押和处决共产党人的白公馆。看守不敢多看他一眼。曾经在这里发号施令的人,如今成了阶下囚。六年以后,他被转往北京功德林,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7年。
1973年1月那个寒冷的夜晚,他用一盆凉水终结了自己。身上穿的,还是白天在缝纫车间干活时的那身衣服。
启天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